Monthly Archives: August 2011

我的薪金观

在我32年的打工生涯里,从来没想为自己的薪金跟老板讨价还价过, 惟有一次例外,稍后再说明。我相信薪金基本上应该跟个人在职的贡献挂钩,每间公司都会按它所求的制定一个范围。小公司因为它的财力所限,大公司则有它公司的制度规范,在那有限的范围里去求、去争取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工作的范围、权限、远景等是不是你所追求、向往的;还有你在职的工作、成就是不是受上司认同、赏识。 我直属下属向我提交辞职函的不多,但却往往要帮他们处理这类事件。工作表现不好、态度不好的员工能找到更适合他们的工作,当然受到我们的祝福。好员工有时也会抵挡不住薪金的诱惑而想要离开,我会请他评价一下:他与公司、上司、同事间的了解、认同、互信与默契;对公司里的系统及潜规则的熟悉;可预见的职业前景;.  .  . 等等的价值。要我放弃我现在所拥有的而去认识、去应付未知的新环境; 去向新上司新同事重新去了解、去争取他们的认同、赏识;.  .  .  没有加薪百份之五十我是想都不会去想。偶尔会有个别好员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会欣然的向他道贺、祝福。 一踏出校门,我推掉月薪 465元(政府的公认起薪)的实验室助理的工作,而接受了台资厂的 400元月薪。不久后在美资电子厂工作的学长极力要拉我过去做维修技术员,要做轮班,起薪高达 800元,我也没动心。 我对薪金的观念,也深受上司们的认同与信任。在我的下属中曾经有个特地从日本聘请的很优秀的电子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当时领的月薪是我的3 倍。也曾经有过来自法国总公司的只有人脉、没有实际贡献的资深市场拓展经理领相等我 2.5 倍的月薪。其他人肯定不服气,但我却能认同他们的贡献与价值,毫无条件的接受。有个上司曾经在年底把一大笔花红全数交给我,要我分配给下属和我自己。另一个上司在每年调整薪金时,总是把他手下(包括我和我的同僚)百来人的薪金,加薪率摊在我面前让我和他一起用 Spread sheet 来运算、调整。他们对我大公无私心的认同与信任,更加强我对自己的信心。 1987年所任职的法国电子厂与意大利电子厂全球平等合并。在新加坡我厂却比意大利厂规模小很多,因此被并入。小厂薪金制较低,依职务与责任评估,我一到大厂,薪金立即先加了百份之二十五,还说明每年会继续追加。结果我每年除了按标准年度、升职加薪外,还比别人多个3-5个百分点,一直到 1996 年我离开前,我的薪金才处在公司的薪金平均线上。 1996年我接到老友的一通求救电话要我过去帮忙。当时他的公司内有矛盾、项目亏大钱、股价惨跌到历史新低、坊间纷纷谣传已无法支撑、. . . 。当时就凭“义气”,顾不了自己那份安稳写意的工作,不加思索一口答应。刚巧是四月份报税的时候,公事包里有份 IR8A,考虑到他公司的情况,扬了扬手中的 IR8A对他说:“我要养妻女、父母、交房贷,薪金尽量不要少太多。” 就这样,我上班上了一个月后财务长CTO问我:“老板在忙开会,我应该付你多少薪水。” 我说:“不知道。” 2003年我第一次试图引退,虽然已经放弃一切职务、利益,但还是无法完全摆脱。无奈要继续到上海成立一个新团队,对过去的不甘心,更不甘心以后的贡献、成就或许还是不受认同与重视,在谈判时列举了十几个条件,其中包括加薪百分之四十。财务长回答说:“按职务责任,合理。” 我回答:“对,如果按市场水平,我应该要求加 百份百。” 道德经说:“. . . 多则惑、 . . .”,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对薪金,以至对钱的观念,不求多,只求足,求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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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旅程、目的地

最近读了朋友推荐的 Tuesdays with Morrie  的中文译本。 书中叙述一个身患绝症的老教授 Morrie Schwartz 与失去联络多年的学生,也就是作者 Mitch Alborn,一个天天为工作东奔西跑、事业有成的运动新闻工作者重逢。Morrie 在他剩下的有限的生命里,给 Mitch 上了最后的十四节课。Mitch 在书中替 Morrie 留下许多名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你学会如何(面对 / 接受)死亡时,你就学会如何活着。( When you learn how to die, you learn how to live. ) 就如一般人,我的习性曾经很容易就让我断定只要能珍惜时光、努力工作、贡献、. . . 偶尔懂得疼疼自己,不畏惧病、死、. . . 就不负此生。因此我曾经觉得会一直工作到趴死在工作台上,直到几年前我却因对那工作极端的失望,不甘心为那没意义、没前景的工作去卖命而退了下来。几年来挺逍遥的退休生活也曾让我觉得我懂得如何活着,现在看了 Morrie 的名言,虽然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生死,但非常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虚度了许多年头。不论剩下还有多少岁月,我可要努力的思考一番,下来这一程该如何去走。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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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份工作_2

我把在学院里所学的充分的应用在第一份工作上,把第二份工作所学的应用在第三份工作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绩,但我心知要靠那些少功夫来独当一面是不够的。我常爱说我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唯一的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底限在那里,不会欺人欺己去干自己无法承担的事。自己尽量以勤补缺,对外则广泛的求教于人。所以在第三个工作中,我可说是一边努力的在学一边勤劳的在做、在成长。这间公司的产品研发就在我这逐步成长的“武大郎”开的店中开发出来。 我能有机会一面学一面在做,幸运的有老板老蔡对我绝对的信任与支持。他本人虽然具有英国著名大学的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但从来就没有真正做过任何设计、制造等的实践工作,只要理论上说服、搞定他,他就松手让你做。当然你可别无法交差,我从没有失职过;不过有几回项目碰到预料不到的问题,项目进展的稍慢,他就会板起脸孔用你说过的话、论点来挑战你、逼你。其实那也好,他锐利的言词会逼得你重新审查你的论点,找出漏洞把问题解决。在第一份工作里,老蔡虽然一直是我的死对头,常常咄咄逼人、对我所设计的自动测试仪处处吹毛求疵地挑战检验的涵盖率,但他的论点却并非毫无道理;受到挑战自己心中当然不悦,但还是一一去克服,在这过程也就真正了解品质管控这学问。同时在做人处事上也深信 “野蛮也要三分理”这道理。我跟他的合作还算愉快,他还算是个合格、可接受的老板。 当时大部分的人都要加入外企,本地小公司请不到大将,自己在学院里虽画过些机械图,但老实说那只是依样画葫芦,根本不知所为,连第一角度和第三角度投影画法都搞不清楚,更别说要来设计机械结构图,对材料知识更是一窍不通。因此请了个只有三几年工作经验的绘图员来应付每天的工作,另外再聘一个兼职的大将来指导那绘图员和做我的顾问。同时也常跟塑胶模具、金属模具师傅聊天,学习各种材料的性质、处理与应用成本。 虽然我是搞产品研发的,但难免要跟负责采购的总经理去洽谈、讨论零件的规格、审批样品,偶尔也很无奈的要跟随老板们去应酬国内外大供应商及欧洲买家。我看惯了公司每季度要在知名夜总会好好招待从日本来访的客人们,如果他们能玩的开心尽兴,隔天就有望得到他们的照顾,能获得较充足的原材料配给、能使他们让个好的价钱。也目睹国外买办、它的大头目、它的本地代理人等等如何收佣、收回扣等。老板们也曾经“麻烦”过我送礼篮、彩电、洗衣机等到银行的高级职员的家去。另一方面我常常须要到模具产里,塑胶注射厂里去突袭检查,买茶水宵夜去孝敬师傅们、管工们,去求、去争取他们把机器、把人手分配给我们,为我们的项目赶工,加点。. . . . . 我非常厌恶那些丑恶的现象,那些观察、经验更加深了我从小就不愿当商人的信念。 在这里我开始学习了如何管理经营一个小小的研发部门、如何为一家小公司制定产品研发计划、如何扬长补短为公司在高度竞争的消费电子市场里争一席之地、如何计算成本、如何决定毛利净利卖价、如何跟供应商及买家议价. . . . 。很幸运的我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是我最珍贵的收获。 在我一手建立起来的团队里,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有两个成员, 一个曾工作过几个月的兼职技术员和一个跟了我四、五年的工程师后来出去创业,竟成了相当知名的企业家。这两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这里是他们第一份与电子研发有关的工作,相信是这里给这两颗种子提供了萌芽期那最初的一点养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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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份工作 _1a

离开了法资大企业,我加入了一家新加坡小工厂 N 公司。从台资厂叛变过来的共有三个高级职员:原负责品质管理的蔡先生任董事经理负责市场及产品开发、原负责采购的郭先生任总经理负责采购及财务,原生产经理的颜先生任董事负责生产及人事部。我直接向过去的死对头蔡先生负责。 公司还有四、五个文员及随颜先生过来的十来个生产操作员,以简单的生产工具,徒手安装小型计算机(Calculator),每两天大概能寄出 1000多台到欧洲去。产品是蔡先生的一位同学、一个兼职顾问设计、提供的。 在上班当天我才知道,其实公司正在开一套数字电子闹钟收音机的塑胶外壳模具,也有一个香港项目顾问在负责,此君因非技术出身还须另带入几个工程师,据说因为参股分红条件谈不拢,项目搞了几个月都毫无进展。连设计生产收音机的所必需的讯号产生器也还未购买。我加入公司不久后,那香港项目顾问就被请走。 当时黑白乒乓球电视游戏机 (TV Game)在美国市场很红火,蔡先生也跃跃欲试正在开一套塑胶外壳模具。但是当时电子厂商在市面推广的设计方案 (Solution / Applications / Prototype)都以美国的无线电波管制条例FCC 设计,很多香港厂商已经占据美国市场,以新加坡的成本效率去拼美国市场绝对无利可图。欧洲市场则还是一块处女地,事因德国的无线电波管制条例是 FTZ、法国的无线电波管制条例 France Nom、能过的了这两个条例到其他小国去就没问题。可是这两条例都是原国文字书写工程人员不易看懂、测试设备不普遍也很昂贵动辄要几十万元的投入、再加上美国市场太大、竞争也强,香港厂商也无暇分心。因此在欧洲市场里只有飞利浦的一家子公司很贵的产品。 摆在我面前的是两个机会,数字电子闹钟收音机和电视游戏机。前者我有十足把握但要花长点时间,后者只要解决 FranceNom 就可以了,但是挑战挺大,幸运的话成果则较快,时机不可失。掌握 FranceNom 也是两者必备的条件,虽然收音机要达标相对较容易,因此决定一并进行。为了减轻工作,请了个姓沈的同学当兼职技术员帮做些简单的测试工作。 有了前一工作的努力,了解 FranceNom 已经不是问题。无法投入几十万元、没有测试设备是一大障碍。经过一番思索,决定利用当时电视修理员装天线时常用的,中国制造只须150元的磁场仪 (Field Strength Meter),自己另加电路来改装。测量数据铁定不准,但利用一部合格的产品来对比,尽量做得比它更好,期望能通过。套用当年流行的话,这就是土法制钢。 一个月内向法国大买办提供了样品,经他们的人脉三天就送来一份非常详尽的测试报告,只有三个频率点超标几个分贝。立刻再调整,两天后再送样品,很快就取得 FranceNom 的认证,开始出货到法国。在我上班后的几个月里,就为公司赚了第一桶金。公司对我也不错,8月才上班,年底时竟给了我 2.5 个月的花红,如果依比例那相当于5个月的年花红。 我就靠那秘密武器 – 廉价测试仪,陆续为公司开发了不少电视游戏机、电子手持游戏机。由黑白到PAL彩色的,由简单乒乓球到多功能的,从法国发展到 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市场。历时两年,是公司非常赚钱的副业。 因为副业抢先赚了钱,在主业的收音机的投资就快速的多了,讯号产生器等生产配备、自动生产线、. .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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